陶然亭公园慈悲庵,陶然亭公园慈悲庵门票

1.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历史沿革

2.陶然亭公园的历史沿革

3.走进陶然亭内的元代古刹

古刹慈悲庵，坐落于陶然亭公园湖心岛西南的高台上，建自元代，又称观音庵。历史上这里是文人墨客荟集赋咏之地，曾留下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庵内的陶然亭又是近代革命志士的秘密集合场所。 慈悲庵的主要建筑有山门、观音殿、招提宝殿、文昌阁、陶然亭及南北西三厅。经1979年全面修缮后，慈悲庵现辟为小型博物馆，有五个展室，分别为：李大钊纪念室、五团体会谈纪念室、陶然亭园史陈列室、陶然亭出土文物陈列室。主要介绍陶然亭的历史及革命先辈以陶然亭为活动地点进行的革命活动。

北京陶然亭公园的历史沿革

陶然亭公园景点有陶然亭、慈悲庵、观音殿、准提殿、云绘楼等。

1、陶然亭

陶然亭是清代的名亭，也是中国四大名亭之一。清康熙34年，当时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创建此亭，并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酝熟，共君一醉一陶然”之诗意，为亭题额曰“陶然”。

2、慈悲庵

慈悲庵是创建于元代的古刹，距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它山门向东，院内有四个小院。庙内西侧的三间敞轩就是陶然亭。

3、观音殿

观音殿是慈悲庵的主殿，观音殿殿内原来供奉的是西方三大士：大乘佛教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观音菩萨的藤胎泥像。

4、准提殿

准提殿坐南朝北，与观音殿相对。“准提”是梵语的音译，意思是清净。准提殿原来供奉准提等3位菩萨。

5、云绘楼

云绘楼皇家园林建筑，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原在中南海内东岸，双层楼廊，画檐雕梁，玲珑秀丽，是当时皇帝登楼观赏太液清池，写字、绘画、吟诗作曲之处。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陶然亭公园

陶然亭公园的历史沿革

园内慈悲庵始创于元代，又称观音庵，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监管窑厂的工部侍郎江藻在慈悲庵内建亭,并取唐代诗人白居易“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为亭题名“陶然”。这里自然景色优美,成为文人墨客宴游觞咏之地。

园内既保存有自战国以来多个朝代的历史文物和多处古寺观祠；还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革命先驱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胜地。

1979年园内的高石墓、慈悲庵、云绘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以独擅亭景之名胜的陶然亭公园又新辟华夏名亭园景区，众多种神奇传说与典故的名亭，使公园独特的“亭文化”蜚声中外。

1994年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2年5月被市园林局首批公布为一级公园。现北京动物园行政管理隶属于北京市园林局。

走进陶然亭内的元代古刹

园中慈悲庵，创建于元代。

清康熙至道光年间，该地是全国来京文人必游之地。

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时任窑厂监督的工部郎中江藻在慈悲庵内建陶然亭。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的创始人和***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来陶然亭进行革命活动。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与“辅社”在京成员，集会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会后在慈悲庵山门外大槐树前合影留念。

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北京“少年中国学会”等进步团体，在北厅讨论“五·四”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以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的问题。

1921年7、8月间，李大钊通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以其夫人金绮新葬于陶然亭畔守夫人墓为名，租赁慈悲庵南房两间，在此进行秘密活动。

到1923年间，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常来参加会议。

1952年，陶然亭全面整修，辟为公园。

1979年园内的高石墓、慈悲庵、云绘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

1985年，在园内西南部辟建了“华夏名亭园”，占地10公顷。

1994年，公园被命名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002年5月，被市园林局首批公布为一级公园。陶然亭公园行政管理隶属于北京市园林局。

2002年，获国家旅游局评定的第一批四A级旅游景区及首都文明旅游景区称号。

原标题：《血色年华慈悲庵》

坐落在北京城南的陶然亭公园因亭得名。陶然亭是清代四大名亭之一，位于公园内湖心岛高台上的慈悲庵内。慈悲庵又称观音庵，始建于元代，距今已有700多年的 历史 ，清康熙二年、光绪二十年两次重修。其主要建筑有山门、准提殿、观音殿、文昌阁、陶然亭、南北西三厅。整个建筑布局严谨，瑰丽庄重。建成后，这里成为文人墨客荟集赋咏之地，曾留下许多传诵一时的诗篇。

民国时期，由于这里地理位置偏僻，人烟稀少，加之地势较高，便于瞭望，成为我党早期革命志士经常活动的秘密场所，见证了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高君宇等革命先辈 探索 救国图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足迹。

皖系军阀将领张敬尧被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后，钳制舆论，摧残教育，苛政如虎，人民群众极为痛恨，青年学生率先发起驱张运动。

为扩大驱张运动声势，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湖南驱张代表团抵北京，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其间，毛泽东积极联络在京湘籍学生、士绅、议员等，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营造强大 社会 声势。他还在福佑寺主持创办“平民通讯社”，组织撰写揭发张敬尧的累累罪恶和有关驱张活动情况的稿件，分送京、津、沪、汉等各报发表。

12月28日，在烂漫胡同的湖南会馆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旅京湖南各界驱张运动大会”，毛泽东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疾呼“张毒不除，湖南无望”。但是这些行动未能取得显著效果，毛泽东决定召开一次联合驱张会议，把运动引向深入。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组织湖南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易克嶷、周长宪和北大学生邓中夏、王复生等人，在慈悲庵开会共同商讨如何发动民意，扩大驱张斗争的影响。会议决定以湖南各界公民代表名义呈文北洋政府。会后，大家一起走出慈悲庵，在门口的大槐树下留下珍贵合影。

第二天，毛泽东、彭璜、陈赞周等呈文北洋政府总统、国务总理，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要求将其撤职查办。呈文指出:“ 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 ”这一行动进一步扩大了驱张运动的声势，经各大报刊转载后，迅速成为全国舆论焦点。

在北京的两个月，毛泽东先后组织了7次请愿活动，多次举办驱张集会，利用平民通讯社制造驱张舆论，加剧了军阀内部的矛盾。6月11日，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撤出湖南，及谭延闿、赵恒惕的湘军步步逼近长沙的情况下，内外交困的张敬尧仓皇逃离长沙，驱张运动取得最终胜利。

在五四影响下， 社会 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是他们组织松散、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很难形成联合斗争的合力。

在这种情况下，天津觉悟社***周恩来为促进各进步团体的联合统一发起召开五团体会议。他专程赴京请教李大钊，并得到李大钊的赞同。1920年8月16日，周恩来带着天津觉悟社成员来到北京，并邀请李大钊领导的少年中国学会及人道社、曙光社、工读互助团五团体，在慈悲庵召开联席会议，李大钊、张申府、周恩来、邓颖超、刘清扬等23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刘清扬主持，她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意图。邓颖超报告觉悟社成立以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代表觉悟社说明联合进步团体、共谋 社会 改造的意义: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李大钊发言并提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说，一个进步团体，如不标明主义，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就更不能与他人有联合行动。会议提出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成立“改造联合”的动议，并对今后进行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会议最终讨论决定五团体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改造联合”的组织，以促进各进步团体的统一。

两天后，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团体代表在中山公园来金雨轩召开联络筹备会。会议决定成立“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改造联合宣言》开宗明义指出“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要“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这里强调的“主义”和“赤旗”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旗帜。五团体会议促进了各进步团体的联合统一和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有力推动了革命事业的深入发展。

民国初年时局动荡、兵祸连接，陶然亭一带因疏于管理而变得杂草丛生、坟岗林立。这时，马克思主义学说被北洋军阀政府视为洪水猛兽，一律严加禁止，给北京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展活动带来很大困难。1920年3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但是只能处于秘密状态，会员们急需寻找一处合适的场所，偏僻隐蔽的慈悲庵就成了他们的不二之选。

这一秘密据点的建立，与李大钊密不可分。

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有个同窗好友叫陈愚生，他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还兼任《少年中国》月刊经理。1920年底，陈愚生到重庆任职，投身于文化教育和 社会 改造事业，准备大干一番，妻子金绮留在北京照顾年幼的孩子。可是不到半年，金绮因病离世。此时正值少年中国学会筹备年会之际，陈愚生和同事一起奔赴北京，一边筹备年会的召开，一边在李大钊等人的帮助下为妻子料理后事。最终，陈愚生选定将妻子安葬在陶然亭附近。安葬停当，李大钊与陈愚生商量:陶然亭偏僻荒凉，不易被人注意，可借为陈夫人守墓为名，在慈悲庵内租下房子作为少年中国学会活动的场所。陈愚生点头同意。

负责租赁事宜的是北京坛庙管理处主任黄裕培，他与李大钊是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的同班同学，黄裕培的这个职位也是李大钊帮忙谋得的。在黄裕培的帮助下，陈愚生顺利租下慈悲庵两间南配房，把此处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秘密活动场所。此后，在1921年至1923年间，李大钊经常在慈悲庵西南边的这两间屋子里召开秘密会议，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等人也经常来这里从事革命活动。

岁月沧桑，遗址犹存。徜徉在慈悲庵这片红色土地，我们依然心潮澎湃，唤起对那段革命岁月的关照与重温，感知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探索 救国救民道路的艰辛与坚持。

由于慈悲庵所具有的 历史 价值和革命意义，它不仅是一处幽雅的游览胜地，更是一处革命纪念地。1979年8月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文丨常颖